4月16日下午，“京师史学名家前沿系列讲座”邀请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仲民作了《“天与人归”：筹安会与洪宪帝制时期的“民意”政治》的主题报告。讲座在网络平台进行，由孙会修老师主持，160余名师生参与。

对于筹安会，张仲民老师首先指出学界对其研究尚存在一些缺憾，对一些基本史实尚未弄清、对于关键人物的资料整理远未完全，等等。张老师希望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从民国初年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出发，重建有关基本史实，探讨当时的话语政治情况，以及所谓“民意”是如何被操纵、制造的。

随后，张老师就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筹安会的缘起、筹安会的活动和影响、袁世凯与筹安会的关系、帝制失败与筹安会的后续活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张老师注意到，正是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使得筹安会躲过肃政厅的取缔，借“研究学理”的名义推进鼓吹帝制的活动。正因如此，筹安会的活动马上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而在筹安会掀起的鼓吹帝制浪潮中，非北洋嫡系的军头如阎锡山、张作霖、汤芗铭等人表现尤为积极，显然是为了向袁世凯表忠心。而张勋、张敬尧等军人提出的“直捷了当”复辟帝制的主张，实际就是要抛开筹安会煽动“民意”的作秀，凭借军事实力直接“黄袍加身”。张教授将称之为“五分钟称帝模式”。

那么袁世凯为何一再推辞，仍然需要筹安会为其大肆鼓吹呢？张老师分析，这实际上是袁世凯的“一石三鸟”之计。首先，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时，曾经宣誓效忠共和，现在他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葬送共和，需要筹安会营造出的所谓“民意”为他遮羞。其次，袁世凯自身依靠军队起家，获得最高政权，为了防止武人坐大，必须削藩，因此不能过度倚靠各地军头。第三，袁世凯很重视列强的承认问题，如果轻易变更国体，民国成为帝国，列强需要重新表示承认，因此需要筹安会营造出所谓“民意”来试探列强的反映。当时外交系的汪荣宝提出的“民国立君论”和“总统世袭论”，以及后来袁世凯对内称帝对外继续使用民国的招牌，都是出于这一考虑。

吊诡的是，在帝制运动发动起来后，筹安会的作用实际上就十分有限了。其原因首先是帝制运动内部各派之前的争权夺利和争风吃醋，其次是筹安会内部文人相轻不能团结，第三是“财神”梁士诒支持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极大削弱了筹安会的力量。但是袁世凯并未完全抛开筹安会。

在洪宪帝制失败前后，各派纷纷与袁世凯切割关系，寻求自保。而杨度在辞职书中自比周公，唱高调，其后又在媒体上公开为袁世凯分担责任，说“君宪有罪，罪在度身”。他的高调态度吸引了大量批判火力，引发了时论新的抨击，也使得后人不恰当地突出了杨度和筹安会在整个洪宪帝制运动中起到的作用。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张老师回答了诸如严复在筹安会的活动、五族君宪与洪宪帝制、制造民意的社会效果、群众对帝制的看法、梁士诒的真实态度、野史笔记如何作为史料运用、洪宪帝制之后的复辟风潮等问题。随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华腾发言，就袁世凯称帝为什么使用民意，研究袁世凯需跳出时人议论展开深入讨论，使听众获益匪浅。

孙会修老师最后进行总结，指出本场张老师本场精彩的讲座产生了倍增效应，听一场讲座，有两场讲座的收获，他期待张老师以后常到北师大交流。讲座于下午四点半圆满结束。

（王超民）